文字的扩散,确然是不可否认的潮流，任何一个接触过买活军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正在致力于传播文字,扩散文化，并且很重视‘文明’这个概念的建立，按叶仲韶的说法,这是写入了《政治与道德》中去的，买活军处连贩夫走卒都知道华夏文明这个概念。
但若说文字的扩散,和统治阶级的更易有关,其中的联系却是沈、叶二人一时未有涉及的,听闻冯犹龙此言，一时不由怔然，冯犹龙见此，便进一步说明道,“这也是吾这些年来，在两江一带游历,所有的一点杂思,今日到了买活军这里,又和昭齐小友一席话，这才有了些许感悟——只是尚且还不能说得十分明白而已。”
“以我多年来和三教九流、市井百姓交接而来的结论来说，识字与否，在国朝，实际上便是一种阶层的体现，不是统治阶级,又或者不是统治阶级的近宠,是不能识字的。甚至是民间学风极盛的江南,不识字的百姓依旧占了八成以上,我们觉得识字的人多，那是因为我们眼里根本便看不到不识字的人——他们或者生活在乡下，一辈子种田为生，或者一辈子藏于内宅，除了我们这样的家里，女子识字的人又有多少呢？”
“这些人之所以不能识字，似乎是因为识字也没有什么作用，反而要额外耗费许多精力，不识字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无奈的体贴，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不配识字的，仿佛文字是什么多么大不了的东西。”
“仲韶、君庸，但我们都是识字的，都是精于文字的，文字、文学，究竟有多么大不了的呢？究竟有多么难学呢？我们的讲究，到底是在维系文字的纯正，还是在维护文字的门槛？儒家到底是要教化，还是假意教化，实则豢养百姓？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便以小说为例，为何以小说之‘通俗’，是一件需要为之辩护的事？如以文字作为一种记叙事物的工具而言，用文字描述任何事情，都不至于亵渎斯文，正因为文字被赋予了许多神圣的味道，仿佛成为一种特权，方才使得读书人普遍受到敬重——我以为这恰是文字被视为是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表现。”
冯犹龙说到这里，思绪已十分顺畅了，又道，“因此，对于被统治的人来说，它是神秘而艰难的，掌握了文字的人，仿佛天然便优越于不识字的人。而为了证明文字的神秘与艰难，于文字本身叙述的功能之上，又有了诗词、典故、习语、指代、暗喻等等，不厌其烦、不厌其巧、不厌其难，落于戏曲之中，这便是昆山腔之所以倍受推崇，之所以雅驯。因为它难呀！不但你要识字，还要有几年的工夫钻研，才能真正地懂得欣赏。其存在本身，便是一种门槛。”
“但我等其实也都知道，文字本身根本就没有这么难，便是诗词歌赋，也有白诗，有李贽，有‘吃饭睡觉，便是文章’——买活军这里，更用拼音来简化了它，真正做到了贩夫走卒、农妇农夫，也都能谈吐有物，便证明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学会它，这本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
“但承认这一点，对于书生来说是很难的，我想虽然自古君子劝学，而买活军这里教育的普及，几乎算是儒家心中大同之治的程度了，但眼下这样的境况，恐怕会让许多人心中隐隐十分失落。因为他们失掉了因识字而带来的许多特权，是以尽管人人识字，但对于买活军这里，却有斯文扫地之叹，仿佛这里乱象纷呈，是令人极为不安的末法时代。”
“然则文字本身，不分雅俗，亦并不斯文，不过是一种记载事物和思绪的工具而已，对于文字的专营，只是封建社会如同专营土地一般，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自发的一种行动。文字神圣，掌握了文字的人便跟着神圣，于是统治阶级只要确保被统治阶级不识字，那么他们的统治便永远是神圣的，这无非也是王道、霸道的手段。”
话说到这里，已经很诛心了，但叶仲韶和沈君庸都没有反驳，而是默不作声地听着，看起来似乎他们也有相似的感触，只是不如冯犹龙说得明白——他毕竟是因为被告过文字败坏风气，而要去外地避祸的人。冯犹龙对于‘文字通俗’的拥护与渴望，是和风雅的叶、沈两家有根本不同的。
因此，也只有他能看到《何赛花》的魅力，“但在买活军这里，统治阶级不再是地主——至少是所有劳动着的活死人，文字再不需要维系自己的神圣性，于是对于‘文以载道’，便可以做出一种新的解释，文以载道——文可以载道，也可以通俗，可以娱乐，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落于文字记载的资格。”
“在国朝，文字属于一成左右的统治阶级——你以为识字的人有许多，有些落魄潦倒，似乎并非是想象中统治阶级的样子，那是因为你们并没有真的接触到人数更多的不识字的人。识字的人有许多，只是国土广袤，国民巨万而已。”
“而在买活军这里，文字属于占了人口九成以上的统治阶级——即是劳动者，那么文字的面貌也就截然不同了，在国朝，学识只是统治阶级的玩物，经由它产生的任何收入都不正当——但在买活军这里，学识不再是自我炫耀的东西，而成了劳动的资本，如此一来……以学识生产的效率会更高。”
冯犹龙追寻着他新学会的说法，以买活军的口吻来说他的思想，“而文字脱离了神圣性之后，将会立刻进入到百姓们的生活之中，开始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纵使一开始浅近粗俗，亦不必羞涩，因文字已经不再是‘仓颉造字鬼神泣’一般，拥有神性的东西，完全成为了一种普通的工具。这是好事啊——任何东西，越是神圣，掌握的人就越少，当它人人都可以触及的时候，才会因此变得普通。”
道理虽拗口，但逻辑是分明的，叶仲韶道，“老龙，你接触到买活军的课本以后，越发是如虎添翼了——以文字而通俗，并不亵渎斯文，而顺文字扩散之势而为，主动化繁就简，不再炫技，不再追求青出于蓝胜于蓝——而是以浅近贴切为主，反映那九成人的生活……”
“原本的诗词歌赋，是不厌其烦、不厌其巧、不厌其难，如今的话本小说，是不惧其平、不惧其俗、不惧其简——如此，方才是如今的大势！”
“对！”
冯犹龙只觉得胸口多年块垒，仿佛都被浇透了，他一下站起身来，四处走动，有些激动地说，“仲韶，说得太好了！这就是《何赛花》的好处啊！这也是贴近百姓的好处，不论是从补贴来讲，还是从身后声名来讲，这都是好处无穷的事情，顺时而动，自然是时来天地皆同力。九成以上的百姓，一下识了字，他们要看什么戏，读什么话本，这是多少的补贴——且这些反映百姓的作品，从前从来无人写的，今日由我等肇始——仲韶，难道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么？青史之上，难道还留不下我们一笔？”
名利双收，人谁不愿？从收入的正当性来讲，买活军这里，已经完全抛弃了理学的影响，公然便承认了欲.望的必要性，叶仲韶既然已经深得其中三昧，此时又怎能不心动？而沈君庸竟至于去做账房，尽管他或许还有别的用意，但也足见早已放下了原本的门户之见。
谁不喜欢钱？谁不想要青史留名？哪怕是只为了这两个，便已能让多少人心动，更何况，冯犹龙所说有理，于创作来说，这是一片完全空白的领域——全新的题材！这是让多少创作者狂喜的东西？难道北调就只喜欢金戈铁马，南曲便只喜欢才子佳人？拓展创作领域，几乎是所有作者的本能！
郎舅二人对视一眼，已是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意动，又听得书房门吱呀一声，沈宛君走了进来，双目放光，鼓掌笑道，“听君一席话，更胜十年书！冯老之言，我完全赞成！仲韶，你还是辞职太早——我们老习惯，在家闭门造车，不知外头风云涌动。原本你去乡下教书还好，能多增长些见识，知道农户们的变化，现如今一旦辞职在家，耳目便立刻闭塞了起来。”
冯犹龙这才明白刚才叶仲韶是为何感慨，原来是他辞职太早，以至于不知道《何赛花》在农村的声势，小看了这个对手。听了沈宛君话口，又知道果然沈宛君在戏社之中，说话也有份量，要更改创作方向，并非是只说服叶仲韶、沈君庸便可，只怕还要和沈宛君、沈曼君乃至叶昭齐等才女多番恳谈，他亦是欣然一笑，起身让座，笑道，“沈夫人，惊才绝艳，多年叹服，缘悭一面，日后还要请沈夫人多多指教！”
沈宛君忙道，“冯老太客气！我是久仰大名，更曾捧读《古今小说》，手不释卷，不想今日在买活军这里相逢，竟可正式相交，还请冯老不吝赐教，多指点我们这些闭门造车的乡下汉！”
叶家平日的确住在吴江乡下，因此沈宛君如此自谦，冯犹龙自然不免再客气一番，不过的确两人谁也没想到，虽然此前都住在姑苏，而且叶仲韶和冯犹龙还是好友，但沈宛君和冯犹龙却是毫无来往，反而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县，两人能坐在一起纵论天下文坛大势，可见世事之奇，莫非如此。当下各分宾主坐下，重新议论这创作新风，应当如何实践。
于文艺而言，最难的其实是提纲挈领，指明方向，这往往也是最令创作者迷茫痛苦的一个阶段，一旦确信了未来方向大势，便自然谈兴大起，各自灵感迸发，又彼此指正，做竟夜之谈都不嫌长久，谈到傍晚，沈曼君、张华清也来了，还有老相识吴氏兄弟，一行二十余人叫了两桌菜来家里，也不分男女，戏社的坐一桌，未入社的坐一桌，可见云县这里民风已颇随意，亲戚男女间混杂来往，已是寻常。
沈曼君是这群人中最早来云县的，因为她的职业，起到在人脉间居中协调的作用，她对于冯犹龙的看法极为赞成，并邀请他形成文字，向《买活周报》投稿，又指出《何赛花》的成功，的确是由于作者之一张宗子，时常去民间采风，关切百姓疾苦，对于百姓间常见的矛盾、喜悲了然于胸，才有了这样杰出的选材。
“要反映百姓的生活，自然要去主动采风——这新戏啊，要好唱、好看、好演！”
“如今这声腔唱的形式，也不必完全废除，可在城镇中上演，赚富商的钱——我们自己的戏班子，在云县这里，堂会也是供不应求，收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