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走到江左境内,陶珠儿还能感觉到关注点的同步的话，到了南湖道，身处异乡的感觉就很重了——在江左,每每遇到羊城港方向来的旅客，大家必然都是要探问定都大典的事情,还有留声机、展览会等等，言语之中,那股子羡慕向往的劲儿就别提了。
同样，在江左的几个港口重镇，蒸汽机、发电机、电灯这些东西，还算是比较常见的，至少，从码头往城内的那条街，往往也是生意最繁华的地方,很多店家在晚间都会用电灯作为招徕，包括街角的戏台，也都挑了灯盏,一到晚上，戏台前就聚满了街坊，来看戏的、听人说书读报的,或者干脆就是来蹭亮自己学习的，还有执夜勤的更士，靠着站在台下打呵欠：人多且必然聚集的地方,都是要有人执勤的,别的不说，防止打架、偷窃，什么也比不上更士亲自站在那里有效。
毕竟是从十几年前起,就经过丰饶县的翻山路，和福建道建立起联系的地方……江左这一道，不声不响的，旁人很难留心，却什么好事儿也没有落下：人口是丰盛的，因为多年来实行的‘盐糖换子’政策，留下了许多孩子的性命，识字率也好看，江左这里的三姑六婆，也是最早一批信仰六姐的人，她们上下流窜，和本地的白莲教帮会联系在一起，不知不觉间门，早就完成了白莲教的买化。甚至还经常登上《吏目参考》，作为民间信仰和买地工作主动融合的正面例子哩。
比起闹事的北方教派，还有广府道那边，被真老母教鼓动起来闹出的大案子，江左这里的‘纯老母教’，就显得很有优越感了，他们的‘纯’字，是后来自己加上去的，以示和其余流派有明显区别，纯粹信仰六姐这个圣女，非六姐许可之事不做，非六姐许可之言也不传播，在江左境内主要的活动，就是到处教人扫盲，用盐糖换来婴儿性命，同时组织人手去买地那里做工赚钱。
这三样事情，对于世道民生，无疑都有相当的好处，等到之江道被买地半吞并之后，江左这里，和买地接壤的地方也就更多了，经济往来也更加密切，早就有点儿‘不买而买’的味道了，买活军的办事处，到后期发挥的就是大半个衙门的功能。
来自买地的商人，大喇喇地经过首府，跑到景德镇方向去开矿开厂做买卖，当地的大户一声都不吭——也没法吭，和买活军毗邻而居，声息于闻，谁知道什么时候，买活军一时兴起，就会吞并江左？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大户不是分家，就是迁徙，反正地头蛇早都散了，买地的商人在景德镇丝毫没有对手，越发叫他们得意起来，甚而还开设了所谓的研究中心，想着把景德镇这里各窑烧瓷的手法，归拢过来一起钻研，再把产量拔高一二，他们的说法还很好听：“不然，玻璃器的价格一跌，恐怕瓷器的销量也要受到影响的！”
这话其实也不无道理，不过，景德镇诸窑一声不吭十分配合，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背后的靠山基本都跑了，余下的匠人、掌柜等，不敢，也犯不着守着秘方，还不如拿出来换点分，自己还能摇身一变，以技术专家的身份继续烧窑。
这样，江左这些年来，又有瓷器，又有高产稻种，且还占据水利之变，仗着买活军注重兴修水利、开发水运，也是异常繁盛，等到买活军吞并江南，没有任何滞涩，江左就完全融入体系之内了，至于余下那些地方官，再愚钝的，这十几年下来也早就相好了前路，纷纷各奔前程，再没有人想着负隅顽抗，和买活军斗争到底的。
江左的老百姓，看得出来日子都过得很好，浑身上下都是买货，言谈间门，也多为踌躇满志，很多人都在谈小水电站，或者是认为，江左道应该尽量争取，在九江附近设一个船厂，这里是水系汇聚之所，造船最合适不过，尤其是机械动力船，倘若一造出来，必定会对大江航运有重要影响云云——这可不是吏目之间门的交谈，而是船只停泊靠岸时，随意走动间门，在茶馆、食肆以及戏台下，都能听到的民间门之言！
可是，船一入南湖道地界，这不同之处就逐渐浮现出来了，南湖道这里，渴望知道定都大典相关细节的，也有，但多是吏目、更士、富商、学子这些较上层的人物，贩夫走卒，对于定都大典，所知便不是很仔细了，兴趣也并不大，别看不过是几日的航程，给陶珠儿的感觉，发展程度似乎能有个几十年的差距——当然这也是实情，起码彼此间门就差了靠近买地的那十余年发展。
十余年前的江左道，可能和现在的南湖道比还要更差一些，毕竟江左、福建、之江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地少人多，百姓穷苦，不得不另谋种地之外的生路，而南湖道素来是天下粮仓，农民的日子还是相当好过的，治安也要比这三地安定一些，不必担心海寇入袭，也没有关陇一带，民不聊生，各处义旗林立，将来不保的恐慌感。
或许是因此，南湖道的百姓，给陶珠儿一种淳朴的感觉，明显不像是福建道——尤其是之江道那一带的百姓那样，心眼子多，且以灵巧为荣，仿佛一句话都要在心里转个十二三个弯，这才算是聪明，南湖道这里，哪怕是来做生意的小贩，也远没有绍兴小贩那样热忱，似乎是狠了心非得要做你这一单生意不可，他们的叫卖里有一点懒懒的味道，反正我叫是叫了的，你要买，略微讲讲价也可以，要是还得寸进尺，那就难免把脸一沉，挑担就走，倔性子上来了，“我还不想做你这门生意！”
这股子倔性子，时而发作，时而又消失了去，让他们有些难以预料了：对于那些跨江而来的客户，南湖道的农民也是有点无可奈何的，“也都是苦哈哈的兄弟，江北的日子，不好过呀，他们活不下去了，千方百计渡江来找一条活路，还能怎么办呢？虽说是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但有时候看到江里那个小船，好像过不来了，要被漩涡卷进去了，那还不是要敲锣打鼓，赶紧回村去张罗一下，把他们救过来？”
在陶珠儿出身的客户人家，这种情况是决计不会出现的，明知道对面过来是想来种地，挤占有限的耕地，围屋必然会爆发极大的凝聚力，准备和对面拼个你死我活。南湖道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景，在她看来只能说明三点：
一、南湖道耕地不少；二、南湖道现在稻米产量高，而且农民逐渐有做工的机会，活有点干不过来了，农民觉得分出去一些也无妨；三、当地的地方官，工作做得很扎实，真正领会了上层一再强调的政策重点，把分家、迁徙工作当做一等大事来处理。
这三点若缺其一，南湖道沿江的局面，就远不会如此和缓了，村民把守江面，不许对面船只靠岸，甚至随时发生械斗，把对岸的百姓当盗匪捕杀，不许他们上岸抢食，这才合理些。陶珠儿心中暗道，“布置这些政策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一路行来，真觉得我们更士处理的那些问题，只是细枝末节，或者说是生活中必然泛起的残渣。而真正的大矛盾，必然是通过大政策来预先消弭的，如果没有预料的话，等问题变成普遍性的案件，那，其实我们更士也无能为力了，只能任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平时在工作中是有点儿自卑的，毕竟身边的更士中真有能人，在破案、扫荡上各有专才，陶珠儿只是擅长处理文书而已，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虽说从小离开老家之后，也成功在绍兴安家，又有了一般人看来已经很光明的前程，但依然时常自觉天真幼稚，不如同事见识透彻，对于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上手的信心。
但如今，走出了自小长大的繁华买地，来到新进之地，所见的广了，除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些浅薄的对比之外，民风的种种不同，倒令她自觉眼界开阔不少，见事也明白了许多，比起在绍兴翻看报纸，眼见为实，似乎真正具备了较大的视野，对于很多事背后的缘由，不像是以前那样模模糊糊了，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南湖道的问题，这还只是开始呢，远远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现在的南湖道，土地中有很多都是北湖道的州县，彼此之间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杜绝江北的流民，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这也不是单一现象，只是在南湖道最为明显罢了，江左一样有跨江流民的问题，只是交通发达，而且民风不同，江左流民更愿意往外分流——本地又没有什么耕地可以去争的，因此一忽儿就完全被消化掉了，绝不会停滞下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同船的外派吏目，也是这样说的。陶珠儿乘坐的是条件比较好的官船，所谓的条件比较好，是指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独立的隔板铺位，船内的空间门也比较宽敞：说起来，这也要归功于长达十年的‘大江治水工程’，从川蜀那边往下，感觉还不会很明显，但江左作为买地通往大江的第一个省份，已经开始享受好处了。
很多险滩被疏浚、炸毁，水面宽阔平直之后，现在的新船就可以造得比较大了，官船的乘客也少，一船五六个而已，这样，陶珠儿等人不必睡在科考间门一样的小格子里，白天把木板拆下几块，余下的当座位，晚上装上木板，斜签着睡在铺位上——竖着横着都是伸不直脚的，非得斜签着不可。现在他们是有一铺可以伸直脚的床了，甲板边还有镶嵌玻璃窗的篷子，设了桌椅，白日乘客可以坐在那里吃茶谈天，这条件，对海船来说依然艰苦，但在长途江船里算是非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