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夏商时期，这里沃野千里，羌戎等民族于此游牧。
秦汉时期，关东地区的百姓，陆续迁徙至此开垦。
此后朝代变换，时而放牧，时而农耕，最终形成半耕半牧。
水土流失逐渐严重，许多地方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山梁。
西夏刚开国那几十年，官府还曾组织百姓开挖灌渠。这几十年来，灌渠早就堵塞荒废，农作物从小麦逐渐变成小米。
六月，旱情愈发严峻。
这里的三个部落酋长，联合召集十多個曾经的大牧主、大田主商议造反。
酋长星多保忠愤怒道：“我们去年在灵州投降，虽说没什么功劳，却有许多苦劳。帮着稳定治安、搬运辎重，累死累活却换来什么？那可恶的炫州知州、州判、指挥使，招我们的族众去疏通灌渠，结果只疏通黄河两岸的灌渠。我们这里的灌渠，一条都没有疏通！”
“我早就已经打听过了，别的部落在灵州疏通灌渠，领到粮食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这边，累死累活挖渠，只能领一点粮食糊口。还有灵州分给百姓的种子和牲畜，是我们这边的好几倍。人家灵州还给锄头镰刀，我们这里一样都没有！”
“在座的各位，都是大牧主、大田主。投降之后没什么赏赐，却还要分走我们的牧场和农田。在大明第一年就这样，今后还不越过越艰难？”
“我听说，西北、东北那些州县，到处都有灾异发生。这肯定是大夏历代皇帝的英魂回来了，他们会保佑我们赶走明军。我们在这里起兵，还有其他部落在别处起兵，到时候推举一个宗室兴复大夏！”
类似场面，在宁夏各个地方出现，但情况又有所不同。
鸣沙县东边的三部起义，确确实实是被官府逼的。底层农民、牧人虽然分到了农田和草场，但拿到的赈灾粮、种子、牲畜严重不足，官府甚至连一把农具都懒得发。以工代赈修缮水利，也只在黄河两岸搞，这边的贫瘠黄土地啥都没捞到。
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被煽动起来造反！
再说石州那边，就又不一样。
首领们刚开始煽动，就有小牧主跑去报官。
不是牧人报官，而是小牧主报官。
在农耕地区，有大地主和中小地主。
在草原地区，也有大牧主和中小牧主。辽国如此，西夏亦如此。
中小牧主类似草原上的“良家子”，属于被征兵的主要群体。西夏那些编制较大的精锐兵种，至少一半兵源都来自中小牧主家庭，因为他们有财力保养战马、武器和盔甲。
辽国和西夏得了一样的病。
由于频繁战争、贪污腐败、兼并加剧，导致社会支柱阶层（中小牧主）愈发贫困，并且数量日趋减少。
于是乎，税源和兵源受到影响，招募的部队战力严重下降。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现代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日渐萎缩且趋于贫困状态！
甚至有许多小牧主，穷到要给别的牧主做牧人。
也就是小地主跑去给人做佃户。
大明去年剥夺草场和田产，只对大地主、大牧主下手。
数量更多的中小地主和牧主，其实是没有动的。他们虽然资产不变，但减轻了赋税，也减轻了兵役，只觉浑身轻松有了盼头。
现在大地主、大牧主煽动造反，中小地主和牧主怎么可能全都愿意跟随？
有人被煽动得失去思考能力。
有人听了煽动，却吓得赶紧去报官！
石州指挥使接到举报信息，立即带兵杀过去。那些大地主、大牧主还没完成串联，就被大明驻军一股脑儿逮住，通通按照造反进行处理。
说实话，只要各府县的文官武将不乱搞，那些西夏余孽是闹不起来的。
因为大明官府团结了大多数，中小地主、中小牧主、农民和牧人，通通都站在大明这一边！
或许他们不敢公然拒绝造反，但绝对有人跑去官府报信，而官府又能迅速调兵镇压。
哪个州县闹大了，那里的文官武将肯定有问题。
鸣沙县的乱子就闹得很大，近万起义军翻山越岭，杀到黄河东岸的肥沃地带才被发现。
在此之前，一个报官的都没有。
黄河东岸百姓，要么被裹挟加入叛军，要么拒绝作乱被杀死。
被杀死的，甚至有一些是陕西移民。他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被甄别出来直接砍头！
就在起义军渡河时，西岸百姓纷纷往城里逃，县令却死活不愿开门，因为害怕百姓里面混入奸细。
无数百姓只能逃去别的县，或者拖家带口往山里钻。
当天晚上，炫州指挥使蒲泉，就带着五百将士骑马杀来。直接夜袭大营，一万多起义军被杀溃，追亡逐北数十里斩杀无数。
走秦桧的关系，跑来做知州的杨愿。
还有州判晏顺清，以及鸣沙县令，跟指挥使蒲泉一起报功。
他们仅仅死伤个位数，就消灭了一万多乱贼，这是活脱脱的大功一件啊。
但也有瑕疵，乱贼烧毁了几处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