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动乱长达十数年，沉重打击了朝廷在当地的统治势力，就连镇守贵州的总兵官张祥也在此次起义中战死。
而朝廷经过十数年的时间，才逐一将这些作乱势力一一平定下来。
这期间，朝廷更加重视贵州地区的儒学教育与科举取士，扩大汉文化在贵州地区的影响。
比如：景泰七年(1455年)，定云、贵解额三十名；
正是当时的这种措施，为后世贵州苗族与汉族间的民族融合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在当时，因长久的动乱使得大量的耕地被破坏，本就穷困的贵州越发穷困。
贵州全省所收税赋竟还比不上中原一个府之地。
百姓衣食无着，又更加使得动乱情况更加剧烈。
为了安抚百姓，朝廷不得采取减免税负的安民政策。
景泰三年(1451年)免除贵州思印江长官司水银课，减免贵州地区赋税、徭役，发生灾害时调拨钱粮赈济。
天顺二年(1458年)敕谕贵州都指挥同知陈原:“非奉朝廷明文，一军不许擅役，一毫不许擅科。”
这无疑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同时为维持庞大的驻军粮饷和官员俸禄，以及救济困难百姓，只能从周边省份征调粮饷入贵州。
景泰帝下诏:“以征进贵州军饷不敷，命湖广改拨原定南京粮一十万石、四川添拨粮一十万石、云南附近添拨粮一万石运赴应用，仍将云南黑白、四川仙泉等井盐课十三万余引召商于贵州，在城及普安卫中纳粮米，并差官驰驿往江西摘拨折粮银五万两运赴籴买粮储。”
此后，四川和湖广两省往贵州运粮便形成了常制。
湖广、四川等省份是朝廷税赋的重要来源地，常年向贵州调拨钱粮和截留税收使得朝廷越来越拮据，加大了朝廷财政的困难程度。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贵州要靠朝廷长期输入粮食救济才能保持基本生活，也使得当地土司势力急剧膨胀。
此时，贵州的政治权柄基本上都被土家族土司势力掌控，朝廷下发的补贴物资发配权自然也就被他们所掌控。
贵州良田不多，大多数山区民众的生存手段主要是依靠‘茶马贸易’换取土家土司手中的米粮、盐等生活必须品。
这就使得没有掌握到政治权柄的苗族土司，只能依附于土家族土司生存，时间一长自然而然的就会受其掌控。
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个别土司官员的势力庞大到能压制当地汉官的地步，于是就出现了‘改流归土’的奇葩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苗民受到了汉族、土家族等多重压迫，日子越发艰难。
嘉靖十九年(1540)，腊尔山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地区连遭旱灾，粮食欠收。
而土司和卫所官吏苛虐无度，使当地苗民越发民不聊生。
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贵州铜仁的平头苗王龙子贤、龙桑科抗拒官府征派粮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