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即581年，北周大权旁落，外戚隋文帝杨坚以隋代后周。
并在589年统一了南北，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成为了名垂千史的大一统王朝重塑者。
就像拓跋焘灭佛后，拓拔濬又扶植起佛教一样，在宇文邕灭佛之后，后继者杨坚又扶植起了佛教。
杨坚在581年刚建立隋朝之时就下令百姓出钱，来重新恢复被宇文邕破坏的北方佛教，大修佛寺佛像。
加上之后的隋炀帝杨广也鼓励佛教发展，佛教又迎来了新一轮振兴。
但佛教势力在经历了前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后。
也明白了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革，否则自己现在的发展模式迟早会迎来下一次灭佛运动。
于是佛教就选择了主动与中国文化融合，在这时期创立了天台宗、三论宗等一系列有本土特色的汉传佛教。
同时隋朝统治者也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将佛教纳入了行政系统来进行控。
佛教在隋朝时虽然被鼓励发展，但前提却是以政治附庸的身份发展。
这使得隋朝兴建的寺庙和招纳的僧尼数量远不如南北朝时期。
但变弱了的佛教势力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迎来灭佛运动。
到了唐朝时期，唐高祖李渊以道家老子李耳为自己家族的李姓先祖，并将道教扶持到三教之首的地位。
但武则天登基以后，为了以武周代李唐，又打压前面唐朝皇帝所支持的道教，扶植起了佛教。
从这些现象可见此时曾盛极一时的佛教已逐步变为了君主的政治斗争工具。
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君主集权的扩大，也是佛教教权开始衰落的表征。
但到了中唐时期，佛教又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小高潮。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首诗作于唐宪宗时期，表面上是在写南朝当时佛教兴盛，实际是在借古讽今。
当时唐宪宗迷恋佛教，要恭迎佛骨（舍利），并在宫内供奉三天。
杜牧认为如果再继续这样扶植佛教，必然会落到跟南朝梁武帝一样国破人亡的下场，于是作了这首诗表达忧愁。
韩愈当时也力谏唐宪宗不要迎接佛骨，但唐宪宗还是执意为之。
最后韩愈不仅没有劝谏成功，就连自己也因言获罪，险些丧命。
佛教一时之间又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因此唐武宗李炎即位后，就采用道士的提议，开展灭佛政策。
与前两次灭佛运动不同的是，李炎不仅打压了佛教，还对摩尼教、回教等一系列外来宗教一起进行了打击。
这种镇压政策与他本人是道教信徒有关。
李炎的宗教镇压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收回国家财源和兵源，。
而且他本人也对这些外来宗教比较的厌恶。
李炎的灭佛政策最终使得僧尼26万多人还俗。
从这一数据也能看出，与南北朝时期两次灭佛百万人口的僧尼还俗相比，佛教势力此时已大不如从前了。
在灭佛之后，李炎也收获了大量税源和士兵。
在灭佛运动后的数年内，对内平定了藩镇叛乱，对外战胜了回鹘的入侵，国内各项事务开展也有了很大改善：
衰的唐王朝来了一次会昌中兴，又延续了几十年国祚。
然而，李炎虽然是一个可能会扭转唐朝国运的贤明君主。
自己却因为迷信道教，在位不过六年就在846年因为服食丹药过度驾崩，唐朝也在不久迎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
拉哈尔教授讲到这里，我们俩都普遍感慨起来。
三武灭佛，沉重打击了蓬勃发展的佛教势力，在每次佛教势力趋近顶峰的时期都会予以适时地弹压。
虽然后世还有例如周世宗灭佛这样的运动。
但从南北朝的两次灭佛和后来佛教的主动改造就可以看到，佛教势力已经基本不会再成为威胁政权的存在了。
因为王权在持续发展，而教权在不断衰落，双方的实力对比是越来越不均衡了。
再加上李炎又给了当时已相对衰落的佛教当头一棒，佛教基本算是被彻底压于“五指山”下，从此再也无法翻身了。
当然，佛教势力自身也不想再提心吊胆。
为了避免时不时就要被王朝统治者敲打，佛教放弃了对王权的侵染。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把自己主动改造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温和教派，不再被不怀好意的僧侣用来剥削和造反，从而延续至今。
我听着拉哈尔教授的讲述，回顾这段佛教发展的历史。
感觉从一个全新视角，又认识了佛教在中国的另一面。
我也不禁感叹，“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退后一步”，教权与王权，双方斗争纠缠了数百年。
但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教权的根基才算彻底被动摇了，而王权也在大部分国家中变成了过往云烟。
这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唯有民权始终进步，人民才是历史的缔造者。
拉哈尔教授讲完，轻轻抽出一只雪茄，氤氲香气，久久回味。
“钱先生，今天我还想请教你一些中国文化知识。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拉哈尔教授的发言，让我心生疑惑。
大教授会请教我什么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