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国家和民族
10月下旬，宁粤的代表，在沪市的孙科别墅，终于达成协议，避免了内战。
此时也是顺应‘日本侵略东三省’事件，双方的外交方面决先求得一致，以利共赴国难。
毕竟这个时候打内战，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而全国频发的反日罢工，也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这一天，陈光良参加了‘上海煤业公会’的会议，他刚刚当选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会议主要是讨论上海‘缺煤’的处境。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上海的布业、砂业等率先拒绝与日人交易，对日货进行检查登记，并打出“自发永续排货”的标语。
煤炭因为是燃料必需品，在以往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常被当作例外处理，所以起初日本煤商对此次抵制运动不以为然。日本领事也推测，即便对日本煤加以一时抵制，但对燃料这类必需品，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有融通之策。9月前，上海反日会的意见确实是“日煤在国煤充分自给前，应照必需品处理方法办理”。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内展开全面“对日经济绝交”。上海煤业公会于9月26日宣布坚决抵制日货，拒绝新交易，停止原有交易，登记封存现有的日本煤、抚顺煤。同时，煤石驳船业同业公会也决定拒装日本煤，严格检查登记码头的日本煤。甚至连使用日本轮船运送的开滦煤也在抵制之列，拒绝装卸搬送。
1930年上海煤炭市场中有近四成是日本煤和抚顺煤，一旦切断其进口，上海的煤炭供给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事实上，早在抵制运动之前，上海已有煤荒之兆。因连年金价腾贵，上海进口的日本煤与抚顺煤减少，储煤量下降。
而且自1931年3月起，开滦煤与北宁铁路因运费问题发生纠纷，举行“罢业罢运”。每月输入上海的开滦煤减少7万—10万吨之多，7月初开滦煤在上海的储量仅有9800吨，与上一年同期的8.2万吨相差甚远。
另外，开滦煤通常用日本轮船运输，排日后港口工人拒绝为日轮装卸，而又难有其他轮船可以顶替。
由此，当时上海的煤荒之势愈演愈烈。
纵然困难如此的多，但此时刘鸿生和陈光良两人，心中却有几分得意。
一名理事抱怨道：“截至10月20日，上海存积各煤只有30万吨，仅足供一个月之销用。随着天气变冷，煤炭需求将进入旺季，上海将陷入‘煤价飞涨，百工停业’的窘境。”
众人纷纷露出悲观的神色。
有理事马上说道：“日煤已告绝迹，华南燃料竭赖北矿，查营口之北票煤因北宁路阻，不克运输。塘沽之井陉、大同煤，因冬水奇浅，不克重载，津浦之中兴煤但供路用，平汉之六河沟停运已久。上海航商工厂所需要者，在外煤只有开滦，在国煤惟赖博山。”
大家纷纷叫困难！
刘鸿生这时候开口说道：“早在今年春天，我和陈先生就投资了徐州贾汪煤矿，如今那边的存活为10万吨出头，并且每月可产约4万吨，我们已经让铁路运到上海，可填补一部分的缺口。”
有理事忍不住说道：“这么快”
大家知道贾汪煤矿重启，却不知道贾汪煤矿已经生产了近三个月之久。
这里面，又何尝不是陈光良在推动。
贾汪煤矿在4月确定重组方案，其后第一时间获得重组的贷款，重新开始挖矿。
这里的贷款速度，是决定复工的速度。
陈光良说道：“贾汪煤矿在这个冬季，也只能保证沪市的25万吨煤炭，也仅一个月不到的消耗。但总归是好事一件。”
秘书长王屏南，马上说道：“国煤拯救沪市，贾汪煤矿恢复生产的时机刚刚好，哪怕只能在这个冬天提供二十多吨，那也是极大的士气鼓舞。”
众人纷纷鼓掌！
实际上，这件事真被陈光良做到了最好的时机。
假设贾汪煤矿明年再开工，那么可能会长期亏损的状况，理由是：
第一，日本轰炸闸北后，上海的工厂大量停产，需求煤炭大大减少；
第二，明年3月签署停战合约后，抵制日货逐渐降低，日媒又会趁机倾销。抚顺煤和开滦煤拥有价格优势，贾汪煤矿很难竞争。
前世刘鸿生便是1932年才组织恢复生产，这笔投资也是一直非盈利状态。
而如今不一样了，贾汪煤矿这个冬天向沪市提供25万吨煤的话，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利约80万的利润（最近煤价已经上涨不少）。
有了这一笔回笼，再加上贾汪煤矿建立的销售体系和声誉，后期经营会稍微好一些。
（陈光良也没有想到，明年下半年，抚顺煤和开滦煤因为大量的存量，纷纷倾销沪市，价格直接打到六七折，国煤劣势一览无余）
随后。
王屏南继续说道：“国煤此次立下大功，我建议我们煤炭公会要大力宣传，以振国威。”
“好”
“应该的”
虽然有贾汪煤矿适时加入，但上海煤炭缺的情况，至少缓解一下。
所以，接下的会议，又讨论起来如何纾解煤炭稀缺的问题。
其实在决定抵制日本煤炭时，南鲸实业部即拟定预防煤荒办法，包括“查国内各主要煤矿，尚有相当存煤，应即广拨车运至各要埠”，“各埠囤积之煤，应由国家银行依其数量支给相当押款，俟售出时归还”，“令地方政府及该地维持治安之军队竭力保护矿山之安全”，“令各主要煤矿极力增加生产”等。
为了具体解决“长江一带每天需用六千吨之日本煤”的供给问题，实业部进一步提出意见：“一在增加国内现有煤矿产额，二在开办新煤矿，三在多购安南煤。”
只是这里面的问题，也存在很多，等国产煤开采起来，市场已经不是‘煤炭奇缺’的问题，而转变成‘洋煤倾销’的问题。
等到那个时候，民族煤炭业再无发展的希望。
最终，上海煤炭公会又讨论出一条——那就是增加采购安南煤，应付当前的处境。
可惜陈光良手中已经没船，不然就可以在运输当中分一杯羹。
回到捷瑞煤球厂，陈光良和谢蘅窗进行了闭门会议。
“我们的煤炭存量如何”
“很充足，自从3月份开始，我们便开始储蓄煤炭，所以蜂窝煤供应沪市四五个月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涨价”
谢蘅窗知道，涨价这种事，需得到陈光良这个股东的首肯，不然很得罪他。
陈光良说道：“按照开滦煤的涨幅，我们煤球也涨，毕竟成本在这里。”
他又不迂腐，该涨价自然也要涨，他们储存煤炭也是要成本的。
当然，涨幅不宜过高，随市就行。
捷瑞煤球厂所储存的煤炭，并不适合工厂，不然陈光良也就一并储存一些了。
谢蘅窗说道：“经此一役，我们在沪市的煤球，将更一步的垄断了。”
这个不算赚‘国难钱’，毕竟就是正常的价格波动。而且能保证沪市的煤球供应，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捷瑞煤球厂一直用的是开滦煤，也未用过抚顺煤。
明年，捷瑞煤球也该给股东分红了，投资两年了，一分钱没有分过。当然，今年储蓄煤炭的资金费不少，不然也就分钱了。
和谢蘅窗聊了一会，陈光良便心情不错的离开。
徐州的贾汪煤矿已经恢复生产，并且每个月可以给上海提供4万吨的煤炭，在各家媒体的报道下，总算为‘国煤’争光。
陈光良和刘鸿生的联手，也成为实业家们的典范。
有人就在报纸上分析过，贾汪煤矿的复工复产，对其他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贾汪煤矿仅负债就就高达80万大洋，而且到了不得不停工的程度。
陈光良和刘鸿生不仅注入80万大洋用于贾汪煤矿还债，另外又陆续为贾汪煤矿争取到30万大洋的银行贷款，还打通各路关系，才有今天的成绩。